死讯传到上海，养女吴小彦怔在原地。她反复念叨一句话：“他们一生不同纱帐，死也未能共穴。”那一年她17岁，才刚弄懂“夫妻”两个字应有的温度，便被迫接受了“阴阳”两字的冰凉。
镜头往回拉到1934年春。昆明未名湖畔的樱花开得正盛，病房里却弥漫碘酒味。袁震因肺结核咳血，被好友蒋恩钿探望，外头的青年教师吴晗也跟了进去。对视不过数秒，他便记住了那个倔强抬头、用沙哑嗓音讨论《资本论》的女子。
袁震早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，以起草《女子参政协进会宣言》闻名。她佩一副银边眼镜，说话抑扬顿挫，识、陈潭秋，课堂之外常去街头演讲“男女同工同酬”。彼时的吴晗正就学于清华，瘦高，眼神清亮，批改学生作业喜欢用红笔圈点“史料不足”四字。
相识三个月，袁震病危。深夜的长廊里只剩两个人的脚步声。吴晗突然低声说：“嫁我。”袁震侧过脸：“我活不过三年，你想好？”吴晗只是点头。短短八个字的对话，被护士记录在值班簿，后来成了吴家后辈反复传述的片段。
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迫使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合校西迁。别离前一晚，袁震高烧39度，仍 insist 写信：“待我病愈，赴滇与你读书讲学。”信中“与子偕行”四字下压了两道重重折痕。吴晗踏上火车前回信一句：“昆明见。”
1939年秋，两人在昆明永安路的小礼堂补办婚礼。战事紧张，戒备森严，新郎赶完课堂便换上旧西装，新娘捧着几枝野百合就坐进竹椅。证婚人把《诗经》“死生契阔”读错了音，全场哄笑，袁震却笑着掉泪。
婚后日子并不宽裕。袁震接连查出骨结核、子宫肌瘤，动过三次刀，靠吴晗节省工资贴医药。为了给妻子输血，吴晗一个月内抽了自己800毫升，被同事调侃“脸色比史料还苍白”。他仍说：“她能站起来，比什么都值。”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。新政权组建市政府，40岁的吴晗被任命为副市长，分管文化教育。袁震迁入东堂子胡同宿舍，肩头的病痛没消，却依旧帮丈夫誊抄讲稿，审读《海瑞罢官》初稿，一句一句斟酌史料出处。
孩子是他们的缺憾。1953年，在撮合下，夫妇收养一对孤女：大名吴小彦，小名小双。两口子给姐妹订做蓝底碎花棉袄，又用稿费买下第一架“红灯”牌收音机。从那天起，院子里常有人听见袁震用武汉腔哼《苏武牧羊》。
1965年11月，北京街头贴出批判《海瑞罢官》的大字报，接着是连篇的报刊文章。翌年5月，吴晗被停职审查，移交专案组关押。袁震被隔离在东单一处空置病房，白天抄写交代材料，夜里输液止痛。她想见丈夫一次未果。
1969年初春，袁震病重，向专案人员提出：“让我与他同病房，互相照应。”申请石沉大海。10月11日，吴晗弥留，“袁震”两个字艰难吐出口角，守卫怔住，却无法回应。六天后，袁震胃出血，离世时仍握着那封未寄出的探监申请。
骨灰直到1979年才获准同葬八宝山。墓碑刻着两段生卒：吴晗，1909—1969；袁震，1911—1969。碑后有行小字，出自《古诗十九首》：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来访者若蹲下细看，能在右下角看到落款——“小彦”二字，被雨水洗得有些模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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